大雪纷纷之中，太元五年的新年即将到来。

    年底，徐州举行了表彰大会。在新的一年之中，各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人员披红挂彩聚集到淮阴新落成的大礼堂之中接受表彰。

    参与表彰的人员三教九流皆有，有军中将士，有徐州官员，有衙门小吏，有工匠，农夫，作坊主，店铺掌柜。

    这也是第一次各个阶层的人员以同等身份参与会议，在之前，贩夫走卒和官员大族们在一处开会，受到一样的待遇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会被视为对官员大族们的羞辱。但是经过这几年的时间，徐州上下的观念都有所转变。虽然官员大族们心里多少还有些不自在，但已经不再那么排斥。

    上上下下其实都意识到了，李刺史所把握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如此混乱危险的时候，徐州能够在惊涛骇浪之中保持稳定，这里的经济军事实力正在稳步的增长。百姓们安居乐业，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稳定有序，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这当然得益于李刺史的施政和外交的策略。大力发展民生和徐州的经济，大力改善徐州的基础状况，尊重和鼓励一切对军政民生有利的措施，尊重个人的劳动，一视同仁的看待每个阶层，才有了上下一心欣欣向荣的徐州。

    正如李刺史表彰会上所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能者。打仗的将军士兵未必能够让粮食高产，未必能够侍奉好庄稼。施政的优秀官员未必能够打造出锋利的兵器好用的农具。种粮大户固然在耕作上有心得，但是没有好的政策，没有其他人的协助，没有军队的保护，便也没有了耕作的条件和环境。所以，每一行每一业，无论官员将领，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种地打猎的，都是一个整体。人人尽其才，方可做出成绩，互相成就。从而也让徐州所辖各郡，在整体上变得更好。这便是提出的徐州各地一盘棋大战略的应有之义。”

    李徽的话，以前很少有人能真正的理解。但徐州这几年已经从务虚转向实际。那些亲自投身于徐州建设，投身于实际事务之中的人员已经能够充分的理解这一点。这对于李徽，对于整个徐州上下而言，都是一件幸事。

    李徽自己的感受最深。以往一个新的政策和措施酝酿出来，需要进行大量的解释工作，方能让上下人等理解为何这么做。现在，则轻松了许多。一些措施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贯彻，一批有着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官员涌现出来，这让政令变得更通畅，阻力也更小。

    在外交策略方面，许多人也开始理解了李徽务实外交的内涵。在如此混乱的天下大局之下，李刺史能够保证和外部关系的总体平稳，很少同周边势力发生战争的秘诀便是务实外交。

    尽量保持和周边势力的关系，甚至有时候看上去做出了妥协和让步。看上去甚至有些窝囊。但是这却有力的保证了徐州的总体外部的稳定。该强硬的时候强硬，比如攫取徐州四郡和青州四郡，瞅准时机发力，攫取到手。但却又适当的让步，不把对方逼到绝境之中，避免对方鱼死网破。

    和大晋朝廷之间的关系上，按理说不应该城之外交关系，但是一样是秉承这个原则。绝不公然站队某一方，甚至在谢氏当政之时也是如此。眼下，在司马道子和王恭争权甚急之时，一样是如此。李徽绝不会上表去针对某一方站队问责，采用的均衡分化，让他们自我消耗，自我牵制的原则。这样既不会拉扯太多的仇恨，也不会让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这种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是一种艺术。

    这一点，曾掌管秦国外交事务的苻朗颇为赞叹。苻朗如今被任命为徐州长史，分管的部分职责便是同周边势力的外交联络关系，在这一方面他感受颇深。当初大秦的外交策略的主基调便是极限威压，毫无弹性可言。而徐州目前采取的措施，则令苻朗感觉到了李徽和苻坚之间的天壤之别。

    当然，召开这样的表彰大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表彰先进，凝聚人心和共识。更重要的是，李徽需要以这种方式增进各阶层之间的交往互通。李徽倒不指望能够消弭阶级矛盾，消除阶级等级。事实上那是绝无可能的。李徽只希望能够让阶级之间的矛盾弱化，让各阶层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相互敌视和蔑视的状况得到改善。阶级之间的矛盾一旦爆发，那是相当可怕的。这种交流和沟通，互相了解和理解对方的重要性和能力的大会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久而久之，自然会有很好的缓和。

    李徽深知，留给自己安稳发展的时间并不多。北方虽然乱成一锅粥，但是迟早会有充分斗争之后一家或者几家独大的状况。充分斗争之后的各方势力迟早会明白，这么下去他们都没有活路。一旦他们明白了这一点，目光便会投向别处。

    徐州目前所处的位置其实是并不理想的，事实上徐州的地理位置一直都在危险之中。地处淮水之地，南北分界之地，自然是战争爆发的战场。那也是为什么之前徐州之地成为破败之地的原因。

    更别说现在自己的势力已经延伸到了东莱半岛，成为某些人的心头之刺。必须要做好随时迎接外敌的准备。

    而南方显然也越来越不稳定。大晋朝廷两股势力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和白热化。

    腊月里，张玄终于携家眷来到徐州。从他口中，李徽知道了一些朝廷之中近来的消息。

    王恭接手北府军的指挥权之后，司马道子在军粮物资上开始了限制。王恭上奏多次，要求按照之前的标准拨付粮草物资和军饷，但司马道子都予以驳回。司马曜亲自过问司马道子也不松口。

    “南方大旱，西南蝗灾。蜀地今年地震。灾民无数。我大晋如今无胡贼之忧，但却有内患要解决。孰重孰轻，不言自明。赈济灾民，救济百姓，需要大量的粮食物资。北府军固然重要，但是之前的粮饷物资标准太高，举全国之力养之是不错的，但淮南之战之后，本就应该予以裁撤缩减。陛下不当家，不知财政艰难。这两年财税锐减，朝廷入不敷出，必须要加以修正。否则，何以为继？”

    司马道子和王国宝等一杆人的话令司马曜哑口无言。他知道司马道子等人是故意推诿克扣，但他们的理由却又是正当的。北府军消耗确实很大，确实造成了严重的负担。当初是谢安当政，又有外敌威胁，自可如此，现在却不同了。依旧以全国财政养兵，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但从此事上，司马曜也越发感受到了来自司马道子的压力。

    因为这件事，王恭和司马道子等人之间已经几乎是明着斗了。王恭当然恼火，他刚接手北府军，北府军将士的待遇便下降了，这让他如何能够让北府军将士对他有好感，如何能让众人归心于他。

    北府军第一猛将刘牢之便已经公开说了，王刺史来领北府军，他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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