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期间的很多决策考量，往往基于自身利益以及皇帝好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为国为民。

    比如赈灾济民，他调粮派饷，并不迟疑，但最终对救灾官吏的考核评功，不是因为救了多少人命，而是看哪里的动乱最少，谁治下盗贼、流民最少，他看重的，是官员的“维稳”手段与能力。

    而这种理念，显然与“民重于社稷、重于君”的思想相悖的，虽然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但王士廪在执政过程中，表现得过于赤裸。

    因此，在王士廪执政的这些年，他的名声并不是太好，当然这份“名声”主要指那些士林、清流。但根本不影响大局，作为当权者，他根本不需要纡尊降贵去迎合那些清谈之辈，而士林、官僚之中，也最不缺附庸羽翼者。

    在帝国统治阶级，尤其是那些真正的掌权派眼中，王士廪这个尚书令，干得实则还不错。大汉帝国这艘巨舰，在岁月的侵蚀下，已渐渐显出陈旧斑纹，但在他的掌控下，还算平稳地向前航行着。

    包括包拯在内，也是一般，即便打心里，反对王士廪的理念，鄙视其德行，但本着一个“相忍为国”，也还能忍受，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为国尽忠，为民尽责，同样也匡补王士廪的不足（比如对权贵、贪腐、浪费的打击）。

    真正让包拯对王士廪不满，并引发直接对抗的原因，还在于王士廪的恋权专政，不肯引退。到正统二十一年，王士廪担任尚书令，已经整整五年了。

    按照从世宗时期起，就彻底形成的关于尚书令任期的政治原则，王士廪该退位让贤了。然而，已经逾期半年多了，王士廪竟一点卸任的迹象都没有，相反，他加紧在朝廷内外揽收权力、安插人手、培植党羽。

    这样的行为，目的可谓昭然若揭，并且一定会引起公愤。而在众多口诛笔伐中，包拯是态度最为坚定与激烈的，他深深地明白，王士廪恋权占位之举，如果成功了，对帝国政局稳定的破坏与伤害。

    于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间，包拯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且不限于私下劝说、上表陈情以及堵皇帝的门，希望刘维箴能够干预朝局，拨乱反正，朝廷回归正轨。

    包拯自然失败了，皇帝的态度很暧昧，对王士廪尚没有一个结论，但对包拯也没有太多的好感。而经包拯的处处作对设阻，王士廪对他是深恨不已，也秘使党羽，与其为难，甚至认为包拯也有心染指首相之职。

    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的矛盾，也越发尖锐。但是，包拯虽掌管都察院，又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与尚书令直接诶对抗，也是力有不足。

    当王士廪调动政治资源，全力打压包拯时，他的地位也是摇摇欲坠。包拯固然是清廉自律，忠于职守，从他个人身上，基本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但他的下属、家人、同学，可就不一样了。

    在“王包之争”日趋激烈之时，包拯却突然撤火了，并很快死了，自然难免带给旁人诸多猜测。即便，包拯真的只是突发急症，不治而亡。

    把包拯之死与“相党”扯上干系，自是为了引发士民百姓的同情，“迫害论”能够得到广泛传播，背后显然少不了一些权贵的推动，而其中隐含的政治目标、针对对象，不言而喻。

    而包拯死后，针对对他盖棺定论的问题，朝廷内部也爆发了一场大争论，王士廪那一派自是要竭力打压，这种作为，更加引起公愤。

    于是，大量臣子上表，为包拯说话，力护其清名、高名。比如大学士欧阳修，哀惋之余，亲自著了一份祭文，盛赞其品性、操守与功绩。

    在群臣的争取之下，包拯方得一个“文肃”的谥号，当然，这其中，也跟王士廪的松手有关，或许他联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之事.

    但也从包拯开始，大汉帝国爆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党争，激烈程度，堪称开国之最，就围绕着王士廪恋恋不舍的尚书令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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