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鹿鼎记

【0824 各方都忙着弹劾韦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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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方面。

    一、大修边政以防御北虏入侵。土木之变后,明朝的国力发生了急剧的变动,甚至一度出现了倾覆的局面。后虽暂时的化解了危机,但边患不断。

    其中原因,除了与明中后期军事实力的薄弱之外,还与明政府的闭关锁国不无关系。

    隆庆五年,明朝和蒙古封贡互市,开放边境市场。

    折腾双方两百多年的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此后近百年中,未爆发大战争。

    高拱的《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疏》就是在此背景下所作。

    在这篇疏中,高拱表现出了杰出的边政谋略,针对夷狄“适其欲则摇尾乞怜,违其愿则狂顾反唾”的本性,高拱提出了使其“进贡称藩”的策略,用怀柔政策来使之归顺明王朝,另一方面,又要做到有备无患:“敕下兵部,焉饬个该督抚江林诸臣,务要趁此闲暇之际,将边事大破常格,着实整顿。有当改弦易辙者,明白具奏议处,毋得因循自误。”

    二、凡事亲力亲为以察国家安危。穆宗庸碌无能,对朝政毫无所知,每次上朝都要由大学士代答,经筵也经常不发表意见。再加上沉湎酒色,贪图享乐,导致早逝。

    明隆庆六年,1572年四月二十五日,皇帝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次日病卒。

    有鉴于穆宗的庸碌无为,高拱上《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希望新登极的神宗皇帝不忘祖宗旧规,凡事亲力亲为,明辨是非,“远内臣之嫌,释外臣之惑”,做到“庶事无间隔”。

    这篇疏是高拱为官生涯的最后一篇奏疏,言辞十分恳切,毫无做作之态。

    他详细的叙述了祖宗的各种制度,饱含对新皇帝的殷切期望。

    三、有正纲常以补政体之不足。

    封建时代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三纲五常”体现了整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

    穆宗用人不疑,文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杨博,武有谭论、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因此,虽然穆宗本人并不热心于国事,但由于臣子尽责,所以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较大的改观,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隆庆新政。高拱在此期间屡次上疏要求定纲常,正国是。

    在《正纲常定国是以仰裨圣政疏》中,高拱提出了“君臣之义,一毫不可或干;父子之恩,一毫不可或背。此乃顽固纲常之所在。”

    四、儒家忠君思想的极致一一“纯臣”。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高拱以其身份和地位,其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和卫道者。

    高拱的奏疏中不乏儒家“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从中自然可以窥见高拱对明中后期社会形势的判断。

    关于文王伐崇、戡黎之事,朱熹说道:“若说文王终守臣节,何故有此?只是后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护个文王,说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说文王不伐讨耳。”高拱对此评价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诚,多少诚心委曲,只此便是“至德”,又待何者而后为“至德”乎?君也,臣之所当事也。

    高拱评价文王忠君之德为“至德”。纣虽恶,但其仍为君也,便是臣之所当事。文王伐封,便是有失君臣之义。但高拱同时也认为无道终会被有道所替,文王灭封,乃是有道王天下。

    朱熹认为孔子溢美文王乃是私于文王,而后人维护文王乃是私于孔子。


    高拱在为文王辩解之后,总结道:孔子之言乃至言,若孔子之言不可信,则天下无可信之言。

    可见高拱的忠君思想完全是传统士大夫式的、以维护君王权威为中兴的“绝对忠诚”的思想。

    所以他又说:“朝廷之上,不可无忠诚、刚正、远识之重臣。”

    孙承宗在原来历史中的结局是自缢身亡的,是为国尽忠的,大义上绝对没有问题。

    但孙承宗对大明的重要性,或者在大明官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是没法与高阁老比的。

    孙承宗是优秀的战略家,能清晰认识倒对付满人,对付建奴要城池,靠大炮打持久战,同时还有一定的明辨人才,辨识人才的伯乐能力,同时还擅长筑城,练兵,防御。

    但是韦宝作为喜欢历史的人反而不会在意真相,只有把那些抗胡英雄的死说的越悲壮,才越能引起共鸣,才能让更多汉人投入到反胡运动中。

    因此韦宝其实一直对孙承宗的评价很高,觉得孙承宗是英雄,岳王爷也是英雄。

    不过,现在孙承宗这个大英雄就在参劾他自己的弟子了。

    韦宝对于孙承宗的保留是,孙承宗既喜欢两不相靠,没有成为阉党一员,也没有成为东林党一员,这本来没有什么。

    因为韦宝也走这样的路线,可你两不相靠,就等于是两者都要靠的啊,而不是当一个孤家寡人,你不能迎合各方势力,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合格!

    至少对于官员来说是这样的。

    而且韦宝也不是很认同孙承宗大修土木,修城池的做法。

    辽东和韦家庄,和辽南的情况是两样的。

    韦宝修城墙,主要不是为了防备建奴,倒反而是为了防备大明朝廷和地方上的世家大户,想与他们隔绝开。

    可是孙承宗为了建奴不抢走太多东西,不抢走太多人这点战果,花费了朝廷多少钱。性价比低到惨不忍睹不说,打仗战例也未见多强不说,防线被也轻易绕过。

    在韦宝看来,有山海关就已经足够,要修那么多道防线做什么?

    就一道,过了山海关就是京城,每次建奴来犯就是血战死战,后勤补给也容易!

    如果怕抢走财富和人,整个辽东就应该全部放空,全部变成战略缓冲地带,将整个辽东都作为战场。

    其实这个思路,以前是被多次提起的。

    但是孙承宗代表的是大明朝的主流思想,既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又死守着寸土不让的脸面。

    要是韦宝掌权,早就将辽民都撤走,关外只留下作战部队,长期和建奴消耗!

    在韦宝看来,锦州的存在完全是鸡肋,既不能出击又不能防止后金入关,白白耗费天下之财主动力物力兵力,代价这么大确没起到应有效果。

    无疑孙承宗的战略眼光高度,还是这个时代其他人无法企及的,虽然其他人也能打也有能力,但终究只能做一个将领或者指挥,却不能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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